中国与拉美关系:是处困难期,还是最佳期?
时间:2016-1-15 19:32:49  访问次数:646


江时学

全球学研究特聘教授

(来自《当代世界》2016年第1期)

美国学者陈懋修认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正在从“比较轻松、比较容易的一段时期”进入“困难”时期。他之所以称前一段时期为“轻松”、“容易”,是因为中拉贸易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而目前“中国和拉美的经济及双边关系都面临着不少严峻的挑战”。因此,中拉关系已开始进入一个“困难”的时期。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戴维?马拉斯也认为,“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中拉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困难时期??过去一直说中拉合作是‘赢—赢’模式,如今有可能变为‘赢—输’模式”。

上述两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否正确?中拉关系的现状如何?如何正确判断当前及未来中拉关系的走向?如果中拉关系真的进入了“困难”时期,其原因何在?毫无疑问,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中拉关系的发展前景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一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亲疏远近

如何衡量和判断双边关系的“难”、“易”或好坏,绝非易事。有人曾试图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为了判断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等选取了七个指标,其中经济关系指标三个(对华贸易、对华投资和金融关系),政治关系指标四个(双边关系定位、外交互动、军事交流和欧盟国家的达赖政策)。他们给予每一个指标一定量的分值。例如,欧方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一次记3分,外交部部长来访,一次记1分。中国领导人或外交部部长出访,得同样的分值。萨科齐总统曾会见达赖,须扣除5分。经贸关系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例如,2011年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对华贸易仅占其国际贸易总额的1.2%;而德国的比重高达4.6%。因此,德国的分值高于立陶宛的分值,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比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更好。

该论文认为,七个指标的分值大小与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好坏或密切程度成正比。中国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水平都比较高,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政治关系水平高。

这一分析方法是否科学另当别论。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不胜枚举。在一定的条件下,貌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能反映双边关系的亲疏远近。换言之,仅仅用七个经济和政治因素来判断双边关系的好坏,未必经得起推敲。例如,在多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愿意把大熊猫租借给他国,或许比接待一位总统、总理或部长来访更能说明两国关系的融洽程度,更能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又如,加入亚投行(AIIB)或许比进口一定量的中国产品更能说明两国关系的亲密度。而一般的定量分析是很难把大熊猫或AIIB等可能会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都考虑进去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基础。但在现实中,双边关系有时还呈现出“政冷经热”或“经冷政热”等奇怪的特点。这些特点再次说明,判断双边关系的亲疏近远是多么艰难。

中拉关系的现状

虽然难以用定量分析方法来界定中拉关系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但是,以下几点充分说明,中拉关系并未进入“困难”时期。相反,目前的中拉关系处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的最佳时期。

第一,高层互访为中拉关系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在过去的十多年,推动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高层互访频繁。2004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拉美后,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2005年初也访问拉美。两次访问间隔时间仅为两个月左右。2008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拉美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09年初也访问拉美,两次访问间隔时间同样只有两个月左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访问拉美,之前半个月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2013年5月9—16日刚刚访问过拉美,一个国家的主席和副主席在两个月内、甚至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访问拉美,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充分说明,中国非常重视与拉美发展关系。

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也经常访问中国。通过频繁的互访,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可探讨如何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也能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流看法。近几年,中拉高层互访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习近平主席已两次访问拉美,李克强总理也在2015年5月访问拉美。因此,中拉关系并未进入所谓“困难”时期。

第二,经贸关系日益多元化。古往今来,贸易是经贸关系的主体。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国与国或与地区的经贸关系会进一步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贸易的重要性会下降,投资的重要性会不断凸显。这一变化不等于两国关系进入了困难时期。中国与拉美、非洲和欧洲及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诚然,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因产业结构变化和增长方式调整而有所下降。受此变化和调整的影响,中国对海外资源的需求在减少,中国从拉美进口的初级产品在数量上并未继续保持十年前的那种“井喷式”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拉经贸关系停滞不前了。相反,随着中国对拉美投资的快速增加,中拉经贸关系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一变化既符合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也表明中拉经贸关系在“更上一层楼”。

第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其他领域的交往也会不断扩大。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规律。中拉关系亦非例外。今天,经贸关系依然是中拉关系的主体,但政治关系、人文交流以及多边场合的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中国发表对拉美政策文件后,中拉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全面开花”的特点。从政党到民间,从议会到军队,从文化到体育,从科技到卫生,从媒体到智库,都能感受到中拉关系的热络气氛。

综上所述,所谓中拉关系进入“困难时期”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何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

否认中拉关系进入“困难”时期,并不意味着这一关系已进入尽善尽美的境界。毋庸置疑,中拉关系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中拉关系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拉美国家经常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因此,中拉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贸易争端。

拉美国家确实经常用反倾销的方式来保护其国内市场和企业。但是,与庞大的双边贸易额相比,受拉美的反倾销影响的中国出口产品在双边贸易额中的比重极小。而且,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出现一些贸易争端难以避免。因此,贸易争端不是中拉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拉关系的最大问题是双方相互了解不深不透。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之一就是“中国威胁论”以及恐惧中国的心态在拉美尚有“市场”,甚至在不断蔓延。例如,一些拉美的媒体经常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并称昨天的美国与拉美的关系就是明天的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又如,“中国帝国主义”、“中国新殖民主义”等污蔑性词汇经常出现在拉美的某些媒体上。在一些反对中国企业的游行示威中,还出现了不雅的反华标语和口号。

中国与拉美不仅远隔重洋,相距遥远,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此外,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在拉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改变一些拉美人对中国的不正确的认知,绝非一蹴而就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国威胁论”和恐惧中国的心态,除了加大对拉美等宣传力度以外,还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鼓励中国企业在拉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严格遵从东道国法律,妥善处理投资项目与其所在地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二是要吸引更多的拉美游客来华旅游,使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获得一个眼见为实的认知;三是要鼓励更多的拉美青年来华留学,为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四是中国驻拉美国家的使馆要多多举办一些宣传和介绍中国的活动。

对中拉关系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除了加强相互了解以外,还应正确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拉经贸关系是否应该“超越互补性”?巴西是最大的拉美国家,因此中国与巴西的关系对整个中拉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2014年,中巴贸易额占中拉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30%。

众所周知,中国在制造业拥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巴西的比较优势是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意味着,中巴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是不容低估的。但巴西总统罗塞芙却在2011年4月访华时说,中国与巴西应该“超越互补性”,以便“使双边关系向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和均衡的方向发展”。

确实,中巴经贸关系或中拉经贸关系应该不断实现多元化。但是,经贸关系的基础是各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互通有无。超越这一互补性,双边经贸关系的活力就会减弱。

巨大的中国市场为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扩大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中国市场上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且不论中巴贸易和中拉贸易是否应该“超越互补性”,要想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包括巴西在内的所有拉美国家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其竞争力。否则,“超越互补性”仅仅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冷落了拉美?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倡议未包括拉美。无怪乎中国和拉美的一些学者颇为失望。

其实,这一失望是没有必要的。首先,“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并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其次,“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虽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未提及拉美,但中拉关系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早已囊括“五通”。

由于中国与拉美隔海相望,就设施联通而言,如在太平洋上铺设铁轨或兴建道路是难度较大的。就此而言,中国学者和拉美学者关心的应该是如何实现“五通”,而非“一带一路”是否应该包括拉美这一伪命题。

第三,如何应对拉美的“国家风险”(country risks)?“国家风险”是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领域的不安全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国家风险”实际上就是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又有所谓“硬环境”和“软环境”之分。“硬环境”是人的主观愿望不可改变的,如地理位置、气候、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等等。“软环境”则是人能通过其自身的意志设法加以改变的, 如经济政策、发展水平、政治民主、社会治安、法律体系和基础设施等等。因此,在预测和分析拉美的“国家风险”时,不妨从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入手。

拉美国家的“国家风险”有很多:既有政局不稳定,也有政府的低诚信度;既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风险,也有汇率不稳定和通货膨胀压力;既有司空见惯的小偷小摸,也有毛骨悚然的绑架和暗杀;既有无处不在的腐败,也有政府的低效率;既有战斗力极强的工会组织,也有繁琐复杂的税法、劳工法和其他法律。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开拓拉美市场时,必须重视该地区的“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的最佳应对之道无疑是准确地预测风险能否发生或何时发生。有些风险是可预测的。例如,左翼政治家当政后,必然会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对外资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有时甚至会实施国有化;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奉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债务危机迟早会爆发;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社会凝聚力极为弱化或中产阶级微不足道的国家,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必然会损害社会治安,甚至可能会演化为政府难以遏制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但是,有些“国家风险”是难以预料的。中国企业必须强化规避风险的意识,千万不要以为背靠强盛的祖国就能使企业在拉美高枕无忧。强盛的祖国能在“国家风险”演变为危机后通过外交手段或经济实力将危机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并不能遏制拉美“国家风险”的发生。因此,中国企业在进入拉美市场之前必须时刻提防各种各样的风险,真正做到有备无患。有些“国家风险”是东道国不遵守商业规则或违反商业信用等不良行为导致的。对此,企业必须积极诉诸法律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第四,如何认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在推动中拉关系中的作用?拉共体成立于2011年12月。其宗旨是:在加强团结和兼顾多样性基础上,深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建设,实现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继续推动现有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在经贸、生产、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制定地区发展的统一议程;在涉拉共体重大问题上进行协调并表明成员国共同立场,对外发出“拉美声音”。

2015年1月8—9日,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又名中拉论坛)在北京举行。毫无疑问,这一论坛的建立为中拉双方开展广泛领域的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双方加强政策对话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双方表示,今后将以这一论坛为对话与合作的新平台、新起点、新机遇,进一步深化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拉共体与欧盟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尤其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已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集团,实现了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除统一市场、欧元和共同贸易政策以外,欧盟成员国还在外交、安全和司法等领域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一体化。目前,欧盟正在向政治联盟、银行业联盟、财政联盟、能源联盟和数字联盟的大方向阔步前进。面对这样一个国家集团,中国有必要与其保持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中国既要与欧盟成员国发展关系,也要与欧盟发展关系,两者缺一不可。

相比之下,拉共体正处于发展阶段,还未能从其成员国中获得从属于国家主权的任何职能,一体化的深度有待加强。因此,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除了依托中拉论坛这一平台,也应重视双边层面的关系。

第五,并非所有拉美国家都适合与中国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中拉经贸关系多元化的产物,国际产能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必须注意到,中拉产能合作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掣肘:第一,在拉美的33个国家中,半数以上的国家市场规模小。因此,现代化工业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极易造成市场饱和。第二,虽然一些拉美国家的制造业落后,但其推动工业化建设的愿望和决心不强,因为它们担心制造业会破坏其生态环境。第三,地理优势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使拉美国家能很容易地从美国进口任何工业制成品,根本没有必要兴建自己的工厂,因此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动力不强。否则,美国制造业企业早就在拉美各国“安营扎寨”了。

所以,在与拉美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东道国的国情,考虑双方的需求,这样双方才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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